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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绍雷:俄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当代路径

普通文章 | 来源:网络 | 发布时间:2018/07/23 19:19 | 关注度:2803
【文章导读】冯绍雷:俄欧关系的两重性及其当代路径

从历史上看,俄欧关系历来是世界进程中牵动全局的重要方面。自从俄罗斯以大国身份介入欧洲事务以来,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是:每一次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关系的重大调整,几乎都导致了国际体系的重新构建。19世纪初,俄与法、英、奥、普等国敌友关系的变换,导致拿破仑帝国垮台和维也纳体系的确立;19世纪晚期,俄德关系蜕变、俄转而接近英、法,在列强关系变幻的背景下,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二战中苏联参加反法西斯联盟更是成为二战胜利和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关键因素;而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主动放弃与西方对抗,乃是国际社会进入后冷战历史阶段的决定性前提。

事过境迁,历史上由于俄欧关系变化所导致的国际格局更替不会再简单地重演。但是,俄欧关系中合作与抗拒两重性的交互作用,使得这对双边关系依然深刻作用于后冷战时期世界秩序的重塑。

俄欧关系两重性的具体体现

21世纪以来俄欧关系转入危机与合作并存,甚而危机多于合作的状态。一方面,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2011年叙利亚战争、2013年乌克兰危机和2014年俄罗斯归并克里米亚,使得俄欧关系不断恶化,陷入更深层次的危机。2018年,由前俄罗斯间谍斯特里帕尔“中毒”事件(以下简称“中毒”事件)引发的俄与西方大规模外交冲突,其后欧洲多国参与美国主导的对叙利亚联合空袭和制裁,标志着俄欧关系全面恶化。

另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特别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美国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等一系列多边机制以及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又给俄欧接近与合作提供了新的空间。这一连串变故,使得俄欧关系的双重性质体现在多个领域。

一、模糊不清的敌友关系

冷战时期,国际社会有相对比较清晰的敌友关系分野。冷战结束之后将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俄欧间合作总体而言代替了以往的敌友认知。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又使得潜隐中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较量重新浮上台面。然而,此时俄欧间的大国纷争,既不是当年王朝争霸,也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而是掺杂着现代化进程中不同观念的冲撞、不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利益的竞争、不同文明传统之间角逐的复杂博弈过程。也正因此,一直被用来推动结盟搏杀的敌友关系,此刻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模糊不清的局面。

在美、欧、俄政界、学界都颇具影响的美国乔治敦大学欧亚项目主任安吉拉·斯坦因教授近年来曾多次强调,在面临巨大挑战的情况下,加强西方联盟,强化意识形态对抗,才是西方避免衰落的唯一出路。与此相应,多位前欧盟高官、各国重要智库、大学教授和媒体代表也都有类似的表述:俄罗斯的“强大”是缘于西方的软弱,因此势必要加强西方联盟从而与之抗衡。

然而,虽然加强西方联盟、打压俄罗斯的舆论呼声不绝,但西方各国在实际行动中却表现不一。2018年3月下旬,欧盟就伦敦间谍“中毒”事件、叙利亚化武事件驱逐俄外交官的联合行动当中,其28个成员国中仅有16国采取驱逐行动,比利时、奥地利、希腊、保加利亚等12国拒不参与。德国等国国内也就参与攻击叙利亚联合行动展开了激烈争论。

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4月16日报道称,伦敦“中毒”事件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尽管立场强硬,但是最终驱逐俄外交官的数量限制在23名,法国和德国各自驱逐4名,相形之下,美国驱逐俄外交官多达60名,事后特朗普曾深感后悔。[1] 事实上,在欧洲舆论中,“西方不该把俄罗斯当成替罪羊”的呼声相当普遍。尤其在5月间,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向欧洲征收贸易关税之时,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愤怒地公开抨击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和独断专行”,认为他更像是敌人,而不是朋友。[2]

二、三心二意的军事抗衡

北约“三位一体”式的战略推进,是西方对俄军事抗衡升级的标志。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东扩进程;二是乌克兰危机后,首次建立专门针对俄的新军事指挥系统,并在敏感地带(包括波罗的海地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部署武装力量;三是美国主导的在北约新成员国罗马尼亚等地直接部署反导系统,打破了双方在战略武器领域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平衡。然而,俄罗斯也不甘示弱,2014年归并克里米亚,2018年3月1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又展示了一系列新型武器,以示威慑。

尽管在战略对抗过程中,欧洲爬上了美国的战车,但其参与东西方军事抗衡时始终心猿意马。早在2008年北约峰会上,虽然在美国压力下北约确认了吸纳乌克兰等国的目标,但因德法的阻拦,使之没有在当时实现。2017年年底,美国决定对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的军事援助,对此,里根时期的总统特别顾问、凯托学会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坦率承认,“提供致命武器会分裂美国与欧洲国家,因为许多欧洲国家反对进一步与俄罗斯对抗,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抗”。[3]

2018年5月,默克尔、马克龙相继访问莫斯科,欧洲舆论呼吁避免对抗的声音又一次高涨,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在全球局势处于高度不确定的时刻,把克里米亚问题作为对俄政策的全部是否合适?鉴于俄罗斯已经拥有大量新型武器,而美国战略防御能力依然有限,是否需要对战略防御技术制定新的规范,实行新的有效监督?一旦如人们预言,俄罗斯、美国、中国构建新雅尔塔体系,欧洲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归根到底,欧洲国家既担心俄影响过于扩展,希望美国能够出手遏制;又担心美国过度干预会导致俄罗斯的强劲反弹,使欧洲始终处于东西军事抗争的水深火热之中。

2018年5月普京在俄罗斯索契与默克尔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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